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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说是对革命的讽刺，倒不如说是用解构的方式表现对天真革命者的嘲弄，尤其是浸润过后结构主义思潮的那批知识分子和学生。这一点体现在戈达尔将革命者和“演员”画上等号，这不仅仅是电影剧情，他也让摄影机和电影工作人员出现，最大破坏了故事的连续性。想斯皮瓦克那一篇《属下阶级能说话吗？》，他里面批评法国知识分子浪漫化了文化大革命，片面地呼唤接合“劳工斗争”的心态，实际上推脱了责任，因为这种论调无法处理全球性资本主义—忽略了国际分工的问题; 忽略在中心、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裡的劳工与失业者主体构成的问题; 忽略了在边陲地带的大量前资本主义劳工，忽略农业异质的结构地位等等，如果没有人触碰到这些问题，只是喊几个大词儿口号、用毫无意义的恐怖主义活动，实际上都构成了一种忽略，背后都暗含重建社会资本的合法性主体的企图。